我大学毕业至今，一直当编辑，先是在运城地区文联，后在山西省社科院。虽算不上很好的编辑，但工作还算尽力，审读来稿皆较认真，尤其对于青年的来稿，更是一点也不敢马虎，因此赚来不少青年作者的感激之情。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外，还因为自己初投稿时的经历，总使人难忘。
自己属“老三届”，上大学时已至而立之年，这对于做学问是极不利的。可恶的“文革”耽误了我最宜读书的青春时光，坎坷的道路倒换来些生活经历，还因少年时代曾做过文学梦，便萌生当作家的念头，利用课余时间练写起小说来。练写的几篇中，有两篇自我感觉还较为满意，就试着分别投给省城的两家文学刊物。可惜两个多月过去了，均无消息。一次上街，路过五一广场，就顺便到广场旁的那家编辑部去看所寄的一篇稿子。寄给这家刊物的那篇小说，以自己在国防建设工地时一个熟人为原型，写了在那不正常年月一个老实农民种种可笑的经历，他曾数次被民工连的党支部书记愚弄。拨乱反正后，他回到村里种庄稼，承包的地种得比谁家都好。
到编辑部，见到一位编辑，一打问，我的稿子正好在他手里。他对我的稿子有印象，很快从一摞稿子里取出我的那篇，不无惋惜地告我：这篇稿子发不了。我看到用回形针夹在稿前的审稿笺上，这位编辑填了很好的意见，准备发第六期。二审意见也很好，同意发六期。但负责终审的女主编所填意见却同编辑和组长的意见截然相反：“人物倒写得活，但怎能把书记写成这样的形象……”，结末是“不能发”三字。被“枪毙”的原因不在文字和技巧，而是对人物形象和主题不满，自然不是修改加工可以挽救的，我只好将稿子拿回来。临走时，编辑同志送我到门外，说随后写有其他稿子可再寄来。那位编辑个子不高，姓孙，待人很热情。虽然我的稿子没能发表，但我一直很感激他。
投寄另一家刊物的那篇稿子，后来退我了没有，已记不清了，反正我没去编辑部看过。
其实随后在一些刊物上，陆续看到不少塑造了不好的“书记”形象的作品，有的甚至写的是更高级别的“书记”。如果不是那位女主编因个人思想原因而“枪毙”了我的稿子，我当有一篇小说在那年6月发表。
后来我投给河南《中州学刊》的一篇论文，意外获得发表，鼓励了我做学问的信心，便走上了治学之途，后来还获得了研究员职称。如果当年我的那篇小说稿得以发表，我或可能走上文学之途而成为作家的。一篇文章，竟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。
如今轮到我自己当编辑了，能不慎重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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